邓小平向”两个估计”开了一炮

邓小平刚刚恢复职务之际，华国锋身兼中共中央主席、国务院总理、中央军委主席，手握党、政、军大权。叶剑英主管军队。汪东兴主管组织、宣传、公安。邓小平则自告奋勇主管科学和教育，如同他自己所说：”我知道科学、教育是难搞的，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。不抓科学、教育，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，就成为一句空话。”

确实，”科学、教育是难搞的”。尤其是邓小平刚刚复出，许多人对他还投以怀疑的目光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那部充满”左”味、宣传与”旧教育”决裂的影片《决裂》，居然仍在全国上映。这部影片本是江青”藤”上的”瓜”，拍摄于”文革”年月，这时还在那里散布”左”毒，否定知识，否定知识分子。

也就在这个时候，人民日报社的《情况汇编》又放了一炮：

那是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会议，《人民日报》派了记者去，却被轰了出去！为什么要轰走《人民日报》的记者呢？因为在这个会上，许多人谈到，1971年《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》是错误的，不能把”文革”前17年的教育界说成是被一条”教育黑线专了政”，不能把”文革”前17年培养的学生说成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。

《人民日报》记者敏锐地抓住这一情况，进行调查。记者找了6位当年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人，开座谈会，了解当年的《纪要》是怎样写成的。

经过了解，这份《纪要》，是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会议的产物，由迟群主持起草，张春桥、姚文元定稿。经毛泽东审阅，于1971年8月13日由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份《纪要》。

《纪要》是一份全面系统地阐述教育方面的”左”倾观点并一系列”左”倾措施的错误文件。《纪要》中提出了完全不符合实际的”两个估计”：

一、从1949年到”文革”开始的1966年，这17年”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”，”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”；

二、大多数教师和1949年后培养的大批学生”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”。

这”两个估计”，实际上是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》中对文艺界”左”的估计的翻版。

由于这”两个估计”是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，按照”两个凡是”，谁都不敢碰。《人民日报》记者调查这件事，触怒了招生会议的主持人。于是，下了”逐客令”。《人民日报》记者把有关情况写成”内参”，发表在《情况汇编》上。

邓小平看了《情况汇编》，认为必须推倒”两个估计”，因为如果不推翻这”两个估计”，简直没有办法抓教育革命。

别人不敢碰那个《纪要》，邓小平敢碰！

邓小平几次跟方毅、刘西尧、雍文涛、李琦谈话。邓小平认为，非推翻这”两个估计”不可。

邓小平复出不久，便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。这个座谈会是由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主持召开的。方毅是在1978年3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，主管全国科教工作。

据当时担任方毅秘书的郭曰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，在1977年最热的日子里——8月6日至8月8日，根据邓小平的意见，方毅请了30位老科学家到人民大会堂，出席座谈会。参加会议组织工作的是吴明瑜、刘道玉（后来担任武汉大学校长）、明庭华（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）。

郭曰方记得，座谈会的前两天，邓小平只是坐在那里仔仔细细地听，偶尔插问或者插话。

科学界是”文革”的”重灾区”。科学家们很激动地谈着，谈自己的心里话。他们谈到了科学界的一系列问题，谈到科学界的冤假错案，谈到”四人帮”在科学界的倒行逆施。有的科学家流下了激动的热泪。

会议的最后一天，即8月8日，邓小平在座谈会上作重要讲话。郭曰方记得，当时邓小平手中并无讲稿，一口气讲了3个小时，讲得非常深刻。

根据邓小平的讲话记录，整理成《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》，后来收入《邓小平文选（19751982）》。

邓小平谈话的第一个问题，就是”关于十七年的估计问题”。邓小平明确指出：

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？我看，主导方向是红线。应当肯定，十七年中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，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，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，在党的正确领导下，辛勤劳动，努力工作，取得了很大成绩。特别是教育工作者，他们的劳动更辛苦。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，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，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。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，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