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，文章借助于首次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教育战线的那段”最高指示”，这才壮起胆来批判”两个估计”！

不过，文章只是说毛泽东的这些指示被”四人帮长期严密封锁”，却并未具体说明”四人帮”怎么”严密封锁”以及这些毛泽东指示现在又是怎样被”发现”的。

后来，人们才从”内部传达”中得知，这些毛泽东指示是从迟群的一个笔记本上”发现”的！那是在1971年，谢静宜向迟群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，迟群在自己的笔记本记下了毛泽东的这些话。

迟群笔记本上所记的毛泽东的话，又是怎样被人们发现的呢？

不得而知！

无巧不成书。笔者在采写本书时，访问了孙长江教授。笔者原本是为了向他了解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的起草经过——因为他是这篇重要文章的作者之一。我们谈及了关于批判”两个估计”，出乎意外，他用带有浓重福建口音的普通话，说出鲜为人知的内情：”迟群笔记本上的记录，是我发现的！”

孙长江怎么会知道迟群笔记本上记着毛泽东的话呢？原来，孙长江在”文革”末期，曾在当时的国务院科教组编辑《教育革命与通讯》杂志（即《人民教育》杂志的前身）。粉碎”四人帮”之后，迟群受到审查，交出了所有的文件和笔记本。国务院科教组成立了迟群专案组。孙长江曾在迟群专案组工作过，看过迟群的笔记本。后来，孙长江调往中共中央党校工作。

在”教育部大批判组”起草《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——批判”四人帮”炮制的”两个估计”》一文时，孙长江也是作者之一。他记起在迟群笔记本上见到的那段”最高指示”。孙长江一说出这一重要线索，人们连忙从档案中翻查迟群的笔记本，果真找到了迟群所记谢静宜传达的毛泽东的话！这个笔记本交到了李琦手中，并复印送到汪东兴那里。

由于找到了这样的重要”依据”，于是，人们开始谴责迟群”封锁毛主席指示”，这才敢于去否定”两个估计”——倘若毛泽东没有说过这些话，倘若没有在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毛泽东的这些话，即便邓小平已经明确批判了”两个估计”，人们还是不敢否定”两个估计”！因为人们知道”两个估计”是毛泽东”圈阅”过的，只有找到毛泽东不同于”两个估计”的话，这才可以批判”两个估计”。

也就是说，在当时，只能以”两个凡是”来反对”两个凡是”——以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来反对毛泽东的另一段话！

这下子，汪东兴也无话可说。

当然，由于那些毛泽东的指示是从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的，在”两个凡是”派看来，生怕迟群在记录时打了”折扣”，所以公开发表时标明只是”毛主席指示的精神”而已。

这样，1977年第11期《红旗》杂志终于发表了署名”教育部大批判组”的《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——批判”四人帮”炮制的”两个估计”》一文。《人民日报》于1977年11月18日加以转载。

文章发表时，离邓小平关于批判”两个估计”的”八八谈话”，已整整3个月零10天了。

邓小平复出之后，连否定”两个估计”都这么费劲，当时”左”的阻力之大，可见一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