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丘（前551—前479年），字仲尼。排行老二，汉族，春秋时期鲁国人。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，儒家学派创始人，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。他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《春秋》。

早年当过管理仓库和看管牛羊的小吏，以后主要是从事帮助奴隶主贵族办理丧事赞礼的“儒”的职业，快到晚年时做过鲁国的司寇三个月。相传他为了复兴周礼，曾积极整理奴隶制礼乐的历史文献，建立一套阐述奴隶制礼乐的系统理论，据说孔子的弟子有三千人，成为中国古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。孔子的祖先是殷人后代，宋国的奴隶主贵族，后来逃亡到鲁国，父亲叔梁纥做过鲁国的陬邑宰。在鲁国内部的阶级斗争中，他站在奴隶主贵族鲁公室一边，维护崩溃中的奴隶制，反对新兴的封建制。据有关记载，孔子出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（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南辛镇鲁源村）；孔子逝世时，享年73岁，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，即今日孔林所在地。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《论语》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的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。

孔子为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。自汉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以来，儒学一直被历代统治者视作正统学科，以至作为任贤用能的标准，影响延绵数千年至今。

一、孔子的“正名”思想

公元前548年，崔杼杀了齐庄公。虽然晋灵公和齐庄公都是极端暴虐的奴隶主贵族统治者，但臣杀君，在孔子看来就是犯上作乱的“暴行”。孔子认为要制止上述各种“邪说暴行”的流行，挽救奴隶制崩溃的趋势，就必须恢复周礼的权威，重新肯定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秩序，而其要害就是要正名。他说：“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，事不成则礼乐不兴，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，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。”这就是说，只有正名，才能挽救奴隶制的崩溃，促进周礼的复兴；也只有正名，才能恰当地运用刑罚，制止邪说暴行的产生和流行。

孔子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，将奴隶制开始崩溃、封建制开始兴起的春秋时代，看做“礼坏乐崩”，臣杀君，子杀父，“邪说暴行”不断发生的糟得很的大乱局面。孔子生长在鲁国，所以特别反对鲁国新兴的封建势力。例如，鲁国新兴封建地主的代表季孙氏，推行封建制度的赋税制，孔子则认为这种制度完全破坏了周礼而加以攻击。

他曾两次流亡到其他各诸侯国，企图投靠这些国家的奴隶主贵族，以实现他维护奴隶制、复兴周礼的反动政治理想。正如他自己所感叹的：“沽之哉，沽之哉，我待贾者也。”但是，当时以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前进的潮流，他那套政治主张，遭到了各国新兴封建势力的反对，一些诸侯国的统治者并不采纳他的政治主张，最多也只是利用他摆摆样子，像一个葫芦，被人“系而不食”。

所谓“周礼”，就是西周奴隶主统治者制定的，维护奴隶制的一整套经济、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、礼节仪式等。其中心内容就是以奴隶主贵族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奴隶制的等级制、分封制和世袭制。这套制度，在孔子看来是最完美的，即所谓“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”（《八佾》）。他一生的梦想就是要复兴这个“周礼”，这就是他所说的，“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”。

至于正名的具体内容，就是他所说的：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”处在臣这个地位的人，应该具备臣所应有的品行，得到臣这个名称的人所应有的对待等。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已不是如此，孔子就想提出这个理想标准的“名”，来纠正那些不符合周礼情况的“实”。处在君这个地位的人，应该具备君这个名称的人所应有的品行，得到君这个名称的人所应有的对待。孔子这种以名正实的唯心主义观点，就是后来所谓的“名教”。

孔子要求复兴周礼，但不是完全因袭周礼。因为完全因袭已不再能充分地发挥周礼的作用了，所以，他对周礼有一定的补充和发展，这就是他所说的对周礼的“损益”。他说：“礼云，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”这就是说，对周礼的了解不要停留在玉石丝帛这一类礼的形式上，虽然他对有些具体仪式和形式也是很重视的。另外，周礼的世袭宗法等级制度完全是“亲亲”的，孔子主张在维持周礼亲亲的原则下，在一定程度内实行“贤贤”作为补充，这种“举贤才”的思想是他对周礼补充和发展的另一点。

最后，他对周礼的补充和发展表现在加强思想统治上，用礼治德化与政令刑罚相辅而行。他说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（《为政》）这就是说，用政令和刑罚这些办法进行统治，只能惩罚犯上作乱于事后，即使可以一时避免犯上作乱的事继续发展，但是人民并不认识这类事件的罪恶而感到羞耻，这类犯上作乱的事仍旧有一天可能爆发出来。对周礼的再一个补充和发展就是提出“仁”作为礼的内容。他说“人而不仁如礼何”，这就是说，一个不仁的人是不能真正理解周礼和实行周礼的。如果运用礼治德化和政令刑罚相辅而行，就可以预防犯上作乱于事前，引导他们不敢想和不会想犯上作乱的事，人心自然归服了。这也就是用德化来进一步充实和加强礼治，而仁就是所谓德化的具体内容。

孔子关于仁的思想的系统发挥，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，也是他的思想最具特色的地方。

二、孔子的“仁”与“执两用中”的中庸之道

孔子将恢复和巩固周礼的统治秩序叫做仁。周礼是建筑在宗法制度“亲亲”的基础上，所以他非常重视孝、悌，强调培养人们具有孝悌的品德是最基本的：“弟子，入则孝，出则弟。”孔子关于仁的论述相当多，其中比较全面的论述是与颜渊的一段对话，颜渊问什么是仁，孔子回答说：“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曰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”颜渊进一步追问具体条目，孔子说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

孔子关于仁的思想说：“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！”这就是说，孝和忠是统一的，族权和政权是统一的，孝于宗族长辈，就是忠于国家朝廷。实行了孝，因此也就是“为政”，实现了仁的基本要求。

孔子在这里首先说明仁的基本性质和内容，这就是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于周礼的规范，一旦能做到这一点，天下的人都会公认他做到了仁。其次说明仁的一个特点，这就是求仁完全是自觉的，是由自己决定的，并不依靠他人。最后进一步说明求仁的具体条目，也就是仁的另一个特点，这就是要达到仁必须在视、听、言、动各方面全面地符合周礼，这也就是说，仁是一种全面的道德行为。

所以有若概括孔子这种思想说：“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鲜矣！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”孔子所说的仁的另一个特点是为仁由己而不由人，即具有仁的德行的行为是自觉的、主动的。他说：“仁远乎哉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”这就是说明仁的自觉性的特点，实现仁依靠本人的决定和努力，是每个人完全可以做到的。

孔子的仁的又一个特点是说仁的行为必须在视、听、言、动各方面全面地符合周礼，这是讲仁的品德的全面性，也是说“仁”是一个人的生活的最高准则，是一个人的世界观的全面修养的成果。孔子对于哪些品德近于仁，哪些品德不合乎仁、不属于仁都有明确的论述。如他认为“巧言令色鲜矣仁”。因此他要求每一个人不管在怎么匆忙仓促和颠沛流离的情况下，都要时时刻刻追求这种成果：“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”有时还应该用生命来实现和保卫仁，所以他说：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。”这个意义上的仁，孔子也叫做“道”，所以说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

孔子主张任何人都应该有一种为“仁”的愿望，应该诚心诚意去求“仁”，如果这样做了，那么就会得到“仁”。达到“仁”的境界的根源在于自己如何去做，而不是由他人来推动，只有主体自己的主动追求，才有可能达到“仁”的理想境界。表明孔子认为“为仁”是某种自觉的内在情感行为，任何人是无法替代的，只要自己态度端正，就可以实现“仁”的要求。孔子强调在内心的价值观念上首先要明确对“仁”的态度，孔子这种在内心深处对“仁”的价值追求的思想，被后来的孟子发挥为“四端说”理论。孔子对“仁”的思想的重视，表明“仁”的思想和学说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价值核心。

孔子所提倡的是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达到理想人格的问题，“仁”精神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孔子认为“仁”就是“爱人”。从理论源头上考察，孔子的“爱人”观点来自周初的“保民”、“敬民”思想。“爱人”作为“仁”的重要精神内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，在孔子“仁”的价值内涵中，由“爱人”所推导出的一系列内容都深刻体现出孔子对一般社会民众的关注，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实现人们的和谐发展，这一切都奠定了孔子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思想家的地位。不仅如此，在几千年后的今天，孔子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仍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永恒价值。

孔子强调实行仁的自觉性，目的是要人们自觉地去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周礼的规范。他说：“人而不仁如礼何？”这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如果没有具备仁的品德，又如何能去实行礼呢？所以，孔子宣扬为仁的自觉性，也就是把奴隶制等级统治制度的“礼”这种外在的约束，通过“仁”的德行修养，变为一种内在的、自觉的道德规范。一个人如何自觉地实现“仁”呢？孔子就提出了实现仁的简易方法：“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。”这是从积极方面说，自己有某种要求需要满足，也要推想他人也有这种要求需要满足，这也就是所谓“忠”。

如果再从消极方面说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即我不愿他人如何对待我，我也就不要这样对待他人，这就是所谓“恕”。忠恕的综合是为仁的方法，也是仁的本身，所以曾参说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”实现了忠恕之道，也就是实现了对他人的爱，所以孔子也说仁就是“爱人”。

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爱护民众是“仁”的一种表现方式，即“泛爱众，而亲仁”。这首先是自我认知上的一种升华，是自我精神状况的内在反映。“仁”作为价值主体内在精神状态的反映，是实现理想人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东西。只有内心以“仁”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用“仁”的境界来考察自己的思想，是达到真善美崇高境界的前提条件。孔子“仁”的表现方式还体现在时时处处以人为主，以人为研究和关注的对象，一切围绕“人”的思想行为的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。在孔子看来，一个本质上有问题、思想上有邪念的人是不可能达到“仁”的境界的。

孔子关于“仁”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特征，他把关注的焦点投向社会，投向现实，时刻关注现实生活中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。孔子关于“仁”的学说不是纯粹思辨性的形而上的理论体系，更多的是结合具体行为方式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，这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实践理性的体现，而是对一般民众人格升华、人性解放的终极关怀。孔子还认为，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”。为了崇高的“仁”的境界，绝不做违背最高道德准则的事，必要的时候要不惜牺牲自己来成就这一事业。

孔子认为孤立的、单一的因素不能构成完善的事物，只有多种因素，特别是对立因素的同意与和谐才形成完美的事物。他在认识事物时，要求通过研究这个事物在可能的发展趋势中，就其不及和过头两个极端之间找出适中合宜的地方。他在处理事物时，要求不要偏袒于某一种倾向，或与某一种人完全同一，而认为应该调和不同的倾向，在各种不同的人之间进行调和折中。不然，就不能成为德行高尚的君子，而会沦为偏激的小人。孔子很推崇尧的“允执其中”的教导，由此提出了中庸思想。他认为“过犹不及”，就是过头和不及同样不好，恰到好处才是中庸。达到这种恰当的方法，是“和而不同”。保持矛盾对立面的和谐叫做“和”；取消矛盾对立面的差异叫做“同”。